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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鹽商與古鎮河下

    時間:2023/10/25 16:14:41

    經歷了千年歷史滄桑的古鎮河下,由春秋時吳王夫差開鑿邗溝始,因處邗溝末口之“北辰坊”而漸成街市。后因大運河全線貫通,淮安成了運河沿線一座舉足輕重的重鎮,加之歷代王朝在此設立漕關(漕運官署)、榷關(古代收稅之關)、鹽關(蘇北重要的鹽務之集散地),三關之盛,使淮安成為蘇北的政治中心、經濟中心、文化中心、造船中心和軍事要塞,而位于淮城之側、運河之畔的河下,當然也就成了運河沿線一顆熠熠閃光的明珠。

    真正使河下繁盛的不僅是得運河之滋潤、漕運之雨露,更為直接的原因是得益于鹽商的進入。鹽商是促進河下興盛的不爭傳奇。當然,河下后來的衰敗,也與鹽商的退出有著毋庸置疑的關系。

    食鹽,是人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食品佐料。鹽與鐵一直被視為國家的生命線,于國于民都十分重要。歷代王朝對鹽的管理與經營都十分重視。明清時期,朝廷對鹽務實行官督商營法,即在相關地區設立鹽務管理機構,如鹽引批驗所,而經營則由鹽商運作。明初,朝廷設兩淮(淮南、淮北)鹽運司,其分支之一是淮北鹽引批驗所,其分支之二是淮安鹽運分司。當時,淮安鹽運分司設在安東(今漣水),淮北鹽引批驗所設在山陽縣(今淮安區)。后因明中葉黃河奪淮,安東受洪水威脅,河岸多次崩塌,于是朝廷將鹽運分司移設于淮安山陽。

    淮北的產鹽地在海州等地,掣鹽場在山陽,河下遂成為淮北鹽必經之地,于是淮北鹽商卜居河下,“淮北商人環居萃處,天下鹽利淮為大”,致使河下日漸繁盛!翱こ侵,自山西、河南、新安(徽州)來業鹺者,有杜、閻、何、李、程、周等……”同時,揚州的不少鹽商也遷居河下,如程量越一支,由歙縣遷淮者凡數支,清初在淮業鹺者有13家,皆極富豪。汪氏汪堯仙(清道光皇帝老師——汪廷珍的曾祖父)由安徽遷淮經營鹽務,徽商曹氏也來到河下,一時商賈云集,以致河下迅速成為鬧市,形成“東襟新城,西控板閘,南帶運河,北倚河北,舟車雜還,夙稱要沖,溝渠外環,波流中貫,縱橫衢路,東西廣五六里,南北袤約三里”的格局,河下極盛時,有22條街、91條巷、13坊。

    鹽商“自新安(安徽)來者,程、汪、鮑、曹、朱、戴;山西來者,閻、李、喬、杜、高、梁;云南來者,周、何、秉商家也!泵鞔钤鐏砘唇洜I鹽務的晉商,名閻居訚,其六世孫即是清代著名的經學大師閻若璩,閻若璩別號潛丘居士,承祖業在淮經營鹽業,“居有廬,耕有田,藝有圃”,自謂為淮人,是“繼顧炎武之后崇尚實學而開考據之風的第一位經學家”,紀曉嵐稱其“博極群書,又精于考證,歷年以來,自顧炎武之外,罕能與之抗衡者”。河下名人輩出,文化底蘊深厚,可見鹽商不僅給河下帶來了經濟之繁榮、街市之繁華,也為河下的文蘊儒風增添了光彩。

    因鹽商的麇集駢至,河下的市井面貌也大為改觀!案咛们,第宅連云,墻壁壘石為基,煮米屑磁為汁,以為子孫百世業也。成為水木清華,故多奇觀,諸商筑石路數百丈,遍鑿蓮花”,即后來的蓮花街,都是鹽商所為;丈坛淌,捐白金八百兩購石板鋪砌滿浦一條街(即湖嘴大街)。后來,不少鹽商通過運鹽的空鹽船,裝載石板,鋪設了河下的大街小巷,至今仍有蹤可尋。

    商務的興盛,又使河下商店鱗次櫛比,市場眾多,如湖嘴市、姜橋市、羅家橋市、米市、柴市、蘭市等,這些應是均得鹽商之功。商務鼎盛,還可從河下眾多的會館窺其一斑,清乾嘉以后偶居淮安的客商,建有新安會館、福建會館、潤州會館、浙紹會館、定陽會館、四明會館、江寧會館、湖北公所等,會館是當地商人在淮聯系鄉誼的處所,從名稱看,可見當年來淮經商的商賈何止晉、徽兩地,甚至還有韓國客商來淮經商,并群居新城,后人稱之為新羅坊。

    鹽商們腰纏萬貫,富可敵國,十分講究吃穿,可謂錦衣玉食,極盡鋪張。鹽商們與河道總督、漕運總督手下的官吏們互相吃請,欣賞戲劇,是常有的事,也因此培育出不少烹飪大師和美食家,為淮揚菜系的發展作出很大貢獻。再者,有錢人特別注重養生康健,為治病不惜重金,叫小病大醫,無病進補。因此,一些名醫也聚集到河下,當時河下診所藥店有30多家,逐漸成為淮醫基地,形成山陽醫派,一代大醫吳鞠通即是河下人。

    鹽商們炫富,也可從他們接待皇帝南巡中可見一斑?滴、乾隆數度南巡,必經淮安,于是鹽商們極力獻媚邀寵,如康熙帝第五次南巡時過淮安,百姓列大鼎焚香迎駕,數里不絕,這些都是鹽商們組織的。又如乾隆四十九年(1784年)春,乾隆帝南巡過淮安,鹽商們自伏龍洞至南門外起連十里園亭,以獲莊為行宮,開鄉宴,花費了300多萬紋銀。

    鹽商們的富庶,還可從河下園林建造方面有所體現,據《山陽河下園亭記》記載,河下有公私園亭65個,而其中多半是鹽商建的。

    當時的河下,可從明弘治年間邱浚的《過山陽詩》中窺見其盛:

    十里朱旗兩岸舟,夜深歌舞幾時休。

    揚州千載繁華景,移在西湖嘴上頭。

    這里說的西湖嘴即指河下,可見當時的河下堪比揚州。

    當然,鹽商們腰纏既滿,亦思有所寄托。清山陽人黃均宰在《金壺浪墨》中寫道:鹽商“出則仆從如煙,駿馬飛輿,互相矜尚,其黠者頗與文人相結納,藉以假借聲譽,居然為風雅中人,一時賓客之豪,管弦之盛,談者目為‘小揚州’”,附庸風雅,常是富人之寄托,也因富有,便有了子女受教育的充分條件,宿儒名士,也樂于選擇其子女授課,故數百年間,河下人文蔚起,科名相望,彈丸之地,出了67名進士、123名舉人、140名貢生,其中狀元、榜眼、探花三鼎甲齊全,這一數字,令江南古鎮周莊、同里等都望塵莫及,而其中許多進士、舉人大多為鹽商之子,有的是一門四進士。閻若璩、汪廷珍等名士都是鹽商之后。

    常說“月滿則虧”,隨著時光的流逝,朝代的更替,始行于明萬歷四十五年的綱鹽法到了清代漸次損益,到了清嘉慶、道光年間,鹽價太貴,私鹽猖獗,到了道光初年,被淮商壟斷的六省250州縣的淮鹽銷售市場喪失殆盡,鹽產大于銷售,以至大量積壓。時兩江總督陶澎深知其弊,創行票鹽法于淮北,提出不論何省,可由場灶引授鹽,即就在產鹽地行銷,剝奪了鹽商們世襲壟斷的獲利和特權,這一釜底抽薪之舉頓使鹽商們陷入困境,盡管此舉遭鹽商們入骨之恨,肆意詆毀,但陶澎堅持推行,甚至把掣鹽所遷至距河下三十里的西壩,以至不到十年,河下豪商之家“高臺傾,曲池平,子孫流落,有不忍者,舊日繁華,剩有寒菜一畦,垂楊幾樹而已”。

    河下的興盛,雖得運河之利、漕運之功,以及作為造船中心的作用,但鹽商們的進入,應是河下得以繁盛的不爭事實,當然,也因鹽商們的退出,以至河下成明日黃花,日漸凋零。但鹽商在河下書寫了數百年繁華畫卷,應是河下歷史上一段可點可評的傳奇。

    作者:金志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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